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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聚焦大病众筹:须厘清公益商业边界,完善法律监管

3 4月 , 2020  

如何区分商业筹款人员 与公益慈善筹款人?

水滴筹“扫楼式”筹款按单提成引热议规范大病众筹须厘清公益商业边界

●互联网众筹平台降低了公众发起筹款的门槛,调动了公众自救、互助的积极性,是对国家医保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有利于落实精准扶贫,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消除致贫根源,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叶盈

谁来保护捐助人的善意

从水滴筹扫楼舆情谈起


互联网众筹平台降低了公众发起筹款的门槛,调动了公众自救、互助的积极性,是对国家医保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有利于落实精准扶贫,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消除致贫根源,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大病救助行业在法律、政府监管与平台风控等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互联网众筹平台亟待厘清开展公益和商业活动时的道德、法律边界

近一个月,水滴筹扫楼地推乱象、“筹款顾问”诱导病患瞒报信息筹款、根据筹款提成等现象遭到曝光,引发广泛关注并持续发酵。这并非水滴筹等大病个人求助平台第一次引爆舆情。自从个人大病求助平台业务模式被证明是“成功”的商业模式,围绕此类平台的负面新闻与争议始终保持间歇性喷发的节奏。


大病救助行业在法律、政府监管与平台风控等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互联网众筹平台亟待厘清开展公益和商业活动时的道德、法律边界

诚然,目前公益慈善行业的能力尚不能支撑全社会的大病救助需求,《慈善法》也没有限制公民个人向全社会求助的权利,大病个人求助平台确实给公益慈善组织暂无能力覆盖的群体提供了求生路径,也在客观上确实服务、帮助了上百万个受益人与他们的家庭。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这是该类型平台基于其商业逻辑和业务模式提供的商业服务产品,并不属于公益慈善行为。


公众的参与能力和辨别能力亟须增强,辨别清楚互联网众筹平台的捐款机制是什么,促使相应的互联网众筹平台加强自身监管

公众的参与能力和辨别能力亟须增强,辨别清楚互联网众筹平台的捐款机制是什么,促使相应的互联网众筹平台加强自身监管

并非所有免费服务等于公益服务。即便水滴筹是免费的,承担的却是水滴保险市场营销部门的功能。虽然水滴筹创始人兼CEO沈鹏辩称,水滴筹本身的保险签单额直接转化,只是水滴保险签单保费总额的一小部分,但水滴筹为水滴保险带来的品牌曝光度、认知度、用户心智教育等影响力,又岂是只看直接转化率能一概而论的。

□ 本报记者 赵 丽

近日,水滴筹被曝出其工作人员在医院“扫楼式”筹款,审核漏洞多。12月5日晚,水滴筹创始人、CEO沈鹏在微博发表公开信致歉,表示已成立工作组展开相应调查,并且全面暂停了线下服务,欢迎大众监督,并称:“再管不好,我愿把水滴筹交给相关公益组织!”

更为棘手的是,虽然水滴公益平台获得了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发布平台资格,但水滴筹的“个人求助”业务板块并不属于指定范围。然而,在开展扫楼的核心阵地医院附近,一度能看到某某筹的广告标语把民政部指定平台放在显眼位置为其背书,水滴筹的扫楼人员也均以“志愿者”自称。刻意模糊商业与公益边界的行为,让普通人防不胜防。

□ 本报实习生 赵思聪

这是水滴筹被曝出管理危机以来,沈鹏首次公开表态。

对于公益慈善组织的筹款人而言,每一次爆发这样的舆论危机都意味着躺枪。水滴筹此类平台引爆的舆情一次次消耗着社会信任资本,冲击着本就脆弱的公益慈善的“公信力”。除了质疑,除了指望政府加强监管,除了指望商业公司能看在舆情压力的分上,改过自新、加强自律,公益慈善行业自身还能做什么?我们还能帮助捐赠人做什么?

近日,水滴筹被曝出其工作人员在医院“扫楼式”筹款,审核漏洞多。12月5日晚,水滴筹创始人、CEO沈鹏在微博发表公开信致歉,表示已成立工作组展开相应调查,并且全面暂停了线下服务,欢迎大众监督,并称:“再管不好,我愿把水滴筹交给相关公益组织!”

“扫楼式”筹款,水滴筹哪儿错了?互联网公益,谁来保护捐助人的善意?

为何要倡导公益慈善筹款伦理

这是水滴筹被曝出管理危机以来,沈鹏首次公开表态。

扫楼式筹款引争议

公益慈善行业需要提升自身的筹款专业性,尤其是加强自身的职业伦理建设与倡导,才能提升行业整体公信力,并让社会公众得以区分公益慈善与商业行为,从而维护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的信心。

“扫楼式”筹款,水滴筹哪儿错了?互联网公益,谁来保护捐助人的善意?

相关边界亟待厘清

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公益慈善筹款的专业化更是刚刚起步。与英美公益慈善筹款发展历程非常不同的是,中国公益慈善市场化筹款的发展伴随着互联网技术革新的浪潮,互联网筹款成为中国公益慈善筹款的一张“名片”。

扫楼式筹款引争议

11月30日,一篇名为《卧底实拍医院扫楼式筹款,审核漏洞多》的媒体报道,让水滴筹再次陷入舆论风波。

方德瑞信和阿里巴巴公益于2017年联合出品的《2015-2016年度中国第三方线上平台公众公益参与方式研究报告》指出,第三方在线公益平台以高效的商业运作手段和强大的网络资源,推动了公益行业的发展。然而,面对商业资本的入局,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在价值观与伦理建设方面尚未做好准备。

相关边界亟待厘清

这篇报道称,水滴筹筹款顾问让兼职人员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医院里“扫楼”,成功拉到5单以上,就能获得80元/单的绩效奖励。筹款顾问还称“有百万房产也能发起水滴筹”,因为“捐款人看不到”。打着“志愿者”或众筹顾问名号的地推人员,每单最高提成可以拿到150元,月入过万,末位淘汰。

公益慈善筹款伦理是中国的公益筹款人获得社会认同与职业尊严的基础,遵守筹款伦理是公益筹款人有别于商业销售、市场营销与广告公关行业从业人员的核心专业能力之一。公益慈善筹款伦理对公益慈善领域筹款人行为的要求,基于相关的法律规定并高于法律对其的要求。

11月30日,一篇名为《卧底实拍医院扫楼式筹款,审核漏洞多》的媒体报道,让水滴筹再次陷入舆论风波。

随后,水滴筹发布说明称,公司已展开相关情况的排查,视频报道中提到的部分地区个别线下人员的违规现象,严重违反了水滴筹公司价值观、准则及相关规定,调查清楚后将给以严惩。同时自即刻起,线下服务团队全面暂停服务,整顿彻查类似违规行为,组织重新回炉学习,再次加强平台纪律培训和提升服务规范,培训通过后方可重新提供服务。

非营利领域的美国著名法律专家布鲁斯·霍普金斯认为,筹款的定义是“以慈善为目的创造收入的行为”。国际筹款领域著名学者阿德里安·萨金特和尚悦在合著的筹款专业教科书《慈善筹款原理与实践》中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这篇报道称,水滴筹筹款顾问让兼职人员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医院里“扫楼”,成功拉到5单以上,就能获得80元/单的绩效奖励。筹款顾问还称“有百万房产也能发起水滴筹”,因为“捐款人看不到”。打着“志愿者”或众筹顾问名号的地推人员,每单最高提成可以拿到150元,月入过万,末位淘汰。

从这份说明来看,水滴筹似是痛改前非,却也坐实了筹款顾问地推视频为真。

美国公共慈善机构收入来源主要由政府补贴、为政府及私营部门提供产品与服务的收入、投资收入、捐赠收入和其他收入构成。筹款对应的是筹集捐赠收入,也被称为“慈善收入”,包括基金会和企业资助、大额个人与小额个人的捐赠。

随后,水滴筹发布说明称,公司已展开相关情况的排查,视频报道中提到的部分地区个别线下人员的违规现象,严重违反了水滴筹公司价值观、准则及相关规定,调查清楚后将给以严惩。同时自即刻起,线下服务团队全面暂停服务,整顿彻查类似违规行为,组织重新回炉学习,再次加强平台纪律培训和提升服务规范,培训通过后方可重新提供服务。

在慈善行业第三方数据平台——易善数据总裁陶泽看来,水滴筹“扫楼”事件,已经不是志愿者的问题了,“应该更精准地用‘员工’来定性,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团队,实际上更像企业员工或合作者,他们要面对考核,在考核的驱动下,对病人、患者或者其家庭不严格考察,以获得业绩。水滴筹也应该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弄清楚工作流程和具体细节,才能够更好地判断”。

在国内,如按照捐赠收入来源划分,目前我们所说的筹款,主要对应的是筹集理事会捐赠、基金会资助、企业捐赠或资助,以及大额个人与小额个人捐赠的行为,不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收入和投资收益等其他收入。

从这份说明来看,水滴筹似是痛改前非,却也坐实了筹款顾问地推视频为真。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认为,从全球发展的趋势来看,公益与商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厘清公益与商业的边界确实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作为商业机构,不管什么原因要参与公益事务,最重要的是不违反底线性的东西,如最起码的法律法规和基本道德,不能利用虚假信息来欺骗捐赠人。

根据《慈善筹款原理与实践》一书的梳理介绍,美国至少29个州都对筹款人给出了定义,并且大部分州对机构雇用的全职筹款人和第三方职业劝募人都特意加以区分,绝大多数州对职业劝募人及聘请他们筹款的甲方机构都有严格的监管。国际筹款人认证体系CFRE在角色划分上也做出了区分,将就职于某家机构并为该机构筹款的全职人员称为职员,将以合作或受聘请形式为某家机构提供筹款服务的人员称为顾问。

在慈善行业第三方数据平台——易善数据总裁陶泽看来,水滴筹“扫楼”事件,已经不是志愿者的问题了,“应该更精准地用‘员工’来定性,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团队,实际上更像企业员工或合作者,他们要面对考核,在考核的驱动下,对病人、患者或者其家庭不严格考察,以获得业绩。水滴筹也应该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弄清楚工作流程和具体细节,才能够更好地判断”。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慈善联合会法律顾问张凌霄的意见是,水滴筹、轻松筹、爱心筹等都属于公司,不是慈善组织,因此水滴筹并不受慈善法规束。慈善法主要是调整慈善组织的行为,水滴筹只能受民法、合同法等法律条文的规束。

基于中国国情,我们目前所定义的公益慈善筹款人有四类:负有筹款职责的机构或项目负责人、筹款团队的全职工作人员、筹款志愿者,以及为公益慈善筹款提供服务支持的筹款公司、咨询公司和互联网筹款平台从业人员等。我们需要先强调一个常识,不能把筹款人简单等同于销售。想要实现有效筹款对于一个机构而言是一项系统工程,和机构自身的治理、发展目标、市场营销、项目设计与成本投入等各方面都息息相关,不是靠简单外包或招人能够解决的问题。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认为,从全球发展的趋势来看,公益与商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厘清公益与商业的边界确实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作为商业机构,不管什么原因要参与公益事务,最重要的是不违反底线性的东西,如最起码的法律法规和基本道德,不能利用虚假信息来欺骗捐赠人。

“水滴筹遵循的原则就是个人在平台上发布信息求助,然后捐助人给求助人捐款。这里所涉责任应该由两类主体承担。第一类主体是互联网众筹平台,要审核求助者个人信息是否真实。如果信息真实,那么捐不捐就由捐款人来承担,这是第二类主体的责任。”对于水滴筹的基本运作机制,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对《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

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并非只针对公益慈善组织从业人员,而是面向公益慈善筹款行业中的所有筹款主体,包括商业组织、全职独立筹款方、公益慈善组织雇用的筹款工作人员,以及组织招募的筹款志愿者等参与开展筹款工作的主体。如果各种筹的平台号称是做公益慈善,那就需要遵循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其实任何一个职业都需要有自身的职业伦理,各种大病个人求助平台也曾联合发布过个人求助平台的自律公约。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慈善联合会法律顾问张凌霄的意见是,水滴筹、轻松筹、爱心筹等都属于公司,不是慈善组织,因此水滴筹并不受慈善法规束。慈善法主要是调整慈善组织的行为,水滴筹只能受民法、合同法等法律条文的规束。

补充国家医保体系

国内外公益慈善筹款伦理发展历程

“水滴筹遵循的原则就是个人在平台上发布信息求助,然后捐助人给求助人捐款。这里所涉责任应该由两类主体承担。第一类主体是互联网众筹平台,要审核求助者个人信息是否真实。如果信息真实,那么捐不捐就由捐款人来承担,这是第二类主体的责任。”对于水滴筹的基本运作机制,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对《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

警惕众筹性质变味

公益慈善筹款伦理在国际上的发展已有近80年历史。推动筹款伦理发展的主体,是以美国筹款人协会与英国筹款人协会为代表的筹款行业组织。

补充国家医保体系

近年来,构建场景、流量变现成为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新风潮,互联网巨头也纷纷入局。

2006年10月,历经3年的讨论,在第四届国际筹款峰会上,参会的24个国家的筹款行业协会代表全票通过了第一部《国际筹款伦理守则》,由超过3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筹款方协会一同编纂,并主张不同地区的筹款人继续遵守当地关于筹款伦理的要求,而守则本身仅关注全球筹款人应共同遵守的基本守则和价值观。

警惕众筹性质变味

2017年以来,互联网众筹平台更是纷纷谋求持有保险中介牌照,开发与场景相结合的保险产品,以实现对既有资源的挖掘。

2016年,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前身“公益筹款人联盟项目组”加入了《国际筹款伦理守则》的倡议组织,并面向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布了第一份筹款伦理倡议。

近年来,构建场景、流量变现成为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新风潮,互联网巨头也纷纷入局。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和大众物质生活改善的基础上,众筹应运而生。不足十余年时间,整个众筹行业的规模已经十分可观。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发展中国家众筹发展潜力报告》显示,预计到2025年,中国众筹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500亿美元。

2018年,在南都公益基金会与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方德瑞信联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在2006年与2018年两个版本的《国际筹款伦理守则》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本土版的《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

2017年以来,互联网众筹平台更是纷纷谋求持有保险中介牌照,开发与场景相结合的保险产品,以实现对既有资源的挖掘。

张凌霄对《法制日报》记者介绍,根据国务院权威数据,我国现在仍有4000万以上的贫困人口,精准扶贫不仅关乎这4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更关乎社会稳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社会医保体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建立了大病医疗和农村新农合为主的医保体系。尽管如此,国家层面的医保体系只能是一种兜底措施,尤其在重疾方面,求助渠道严重缺乏。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一批互联网募捐平台、个人大病求助服务平台应运而生。

为了让这些准则不停留在一纸倡议,而是成为每一个公益人自觉自律的在日常具体工作场景中的行为规范共识,在2018年下半年,项目组编写了第一版《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对每一条行为准则条款如何在实际中落地操作,提供尽可能具体详实的指引建议。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和大众物质生活改善的基础上,众筹应运而生。不足十余年时间,整个众筹行业的规模已经十分可观。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发展中国家众筹发展潜力报告》显示,预计到2025年,中国众筹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500亿美元。

仅以水滴筹为例,今年6月,在水滴2019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水滴公司宣布完成由博裕资本领投的超过10亿元的C轮融资,不到3个月时间,水滴公司获得的融资已经接近16亿元人民币。截至今年9月,水滴筹已经帮助患者筹集了235亿元的治疗金,精准帮扶国家级贫困县的困难患者超过7万人,近2.8亿人参与救助。

2019年,项目团队通过机构试点、专家研讨、能力建设等工作吸纳反馈意见与建议,对第一版的准则和手册进行调整,使其更加贴近中国本土公益慈善筹款行业的实际情况。

张凌霄对《法制日报》记者介绍,根据国务院权威数据,我国现在仍有4000万以上的贫困人口,精准扶贫不仅关乎这4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更关乎社会稳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社会医保体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建立了大病医疗和农村新农合为主的医保体系。尽管如此,国家层面的医保体系只能是一种兜底措施,尤其在重疾方面,求助渠道严重缺乏。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一批互联网募捐平台、个人大病求助服务平台应运而生。

“相较于传统的求助方式,互联网众筹平台更大程度地为公众求助或帮助他人提供了便利和保障。这些筹款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发起筹款的门槛,充分调动了底层民众的自救、互助能力。”张凌霄说,对于落实精准扶贫,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消除致贫根源,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互联网众筹平台起到了重要的助力和补充作用,也是对国家医保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

在组织试点工作模块,项目组根据组织所处不同议题领域、组织发展规模、所在地域等特点,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地邀请10家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组织参与筹款手册的试点执行,秉承自愿参与且有意愿进行试点执行为前提达成合作。

仅以水滴筹为例,今年6月,在水滴2019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水滴公司宣布完成由博裕资本领投的超过10亿元的C轮融资,不到3个月时间,水滴公司获得的融资已经接近16亿元人民币。截至今年9月,水滴筹已经帮助患者筹集了235亿元的治疗金,精准帮扶国家级贫困县的困难患者超过7万人,近2.8亿人参与救助。

陶泽也认为,互联网众筹平台能够更高效地完成个人救助,解决弱势群体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多鼓励互联网公司参与社会慈善工作,用互联网技术帮助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在参与社会创新的过程中,也应该直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投入更多资源将好事做好”。

在一年的试点执行期间,试点组织的负责人及筹款团队工作人员都给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郑重感谢10家组织的筹款负责人及团队成员贡献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感谢北京、上海专家研讨会的学界专家和行业实践专家提出的专业修改意见和建议。项目组汇聚以上反馈最终形成了《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和《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并在2019年12月6日方德瑞信举办的第五届公益筹款人大会上正式发布。

“相较于传统的求助方式,互联网众筹平台更大程度地为公众求助或帮助他人提供了便利和保障。这些筹款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发起筹款的门槛,充分调动了底层民众的自救、互助能力。”张凌霄说,对于落实精准扶贫,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消除致贫根源,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互联网众筹平台起到了重要的助力和补充作用,也是对国家医保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水滴筹等互联网众筹平台在为社会提供便利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时,也产生了诸多新问题。

该手册全本8万字,内文案例均基于真实事件改编而成,旨在为公益慈善筹款人提供一个共享的专业标准与行为框架,以推动公益慈善行业有系统地围绕筹款行为开展探讨,进而达成对于筹款伦理行为底线与最佳实践标准的共识,从而能够在维护受益方尊严与权利的前提下,为捐赠人与相关支持者带来最佳捐赠体验,助力公众理解公益慈善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与价值,同时也提升公益慈善行业公信力、增强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事业的信心,更好地践行公益慈善组织的使命。

陶泽也认为,互联网众筹平台能够更高效地完成个人救助,解决弱势群体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多鼓励互联网公司参与社会慈善工作,用互联网技术帮助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在参与社会创新的过程中,也应该直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投入更多资源将好事做好”。

“在此次水滴筹‘扫楼’事件中,从法律层面看,水滴筹除了涉嫌作假外,还有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即主动帮助病人筹款,然后用一套‘短平快’的格式化套路,让病人快速进入筹款渠道。”陶传进说。

为何公益慈善筹款人不应拿提成

值得注意的是,水滴筹等互联网众筹平台在为社会提供便利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时,也产生了诸多新问题。

他认为,此过程类似于批量生产的形式主义,使互联网众筹性质变味了,“从表面上看,捐赠人是主动去帮别人,但这种大规模的生产似的帮助,实际上已经不是在帮别人,而是自己帮自己,以让所谓的‘志愿者’个人或者互联网众筹平台获得好处为目的。

在公益筹款人大会发布《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的现场,大会负责人邀请国际筹款专家英国可持续慈善研究院慈善心理学教授,重点解读了公益慈善筹款人收入为何“不得基于筹款额的比例作为发放标准”这一条款。

“在此次水滴筹‘扫楼’事件中,从法律层面看,水滴筹除了涉嫌作假外,还有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即主动帮助病人筹款,然后用一套‘短平快’的格式化套路,让病人快速进入筹款渠道。”陶传进说。

这才是核心点”。

尚悦老师表示,在考虑公益慈善筹款人是否可以拿提成这件事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在美国,公益慈善筹款人的行业协会AFP规定筹款人不能拿提成;但在英国的筹款人协会IoF,并没有写明绝对不可以。

他认为,此过程类似于批量生产的形式主义,使互联网众筹性质变味了,“从表面上看,捐赠人是主动去帮别人,但这种大规模的生产似的帮助,实际上已经不是在帮别人,而是自己帮自己,以让所谓的‘志愿者’个人或者互联网众筹平台获得好处为目的。

也有业内人士向《法制日报》记者直言,互联网众筹平台是完全依赖于用户的平台,一切起点都是病人的需要和大众的捐款,这两点都离不开信任二字。没有信任的共识,也就不会有众多用户参与,更遑论众筹平台的蓬勃发展。然而,如今众多难解的弊病和风波都在消耗社会的善意与耐心。

这样的差异和两国的慈善筹款文化历史有关。在英国,慈善筹款文化有400多年历史,美国的慈善筹款文化发展不足100年。而中国的公益慈善筹款专业化才刚刚起步,不到十年的时间。美国的公益慈善行业之所以规定筹款人不能提成,是站在捐赠人信心的角度而言的。他们认为,公益慈善仅仅一百年的发展历程,尚未在社会公众心中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度,如果允许筹款人提成,会导致社会公众对行业整体的信任度的下降。反观中国,我们面临的捐赠文化,更需要公益慈善筹款人作为一个团体来好好思考这件事。

这才是核心点”。

道德法制双管齐下

国际注册筹款人职业认证委员会CFRE国际理事成员Vincent
Law在大会现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CFRE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公益慈善筹款职业认证体系,覆盖80个国家,认证了近7000名CFRE筹款人。作为专业能力必备考核模块之一,CFRE强调申请其认证的筹款人必须要遵守国际筹款伦理守则与捐赠人权利法案。不得基于筹款额的百分比提成,也是每一位CFRE筹款必须要遵守的伦理底线之一。

也有业内人士向《法制日报》记者直言,互联网众筹平台是完全依赖于用户的平台,一切起点都是病人的需要和大众的捐款,这两点都离不开信任二字。没有信任的共识,也就不会有众多用户参与,更遑论众筹平台的蓬勃发展。然而,如今众多难解的弊病和风波都在消耗社会的善意与耐心。

净化大病众筹环境

公益慈善筹款专业化任重道远

道德法制双管齐下

近年来,互联网众筹平台不止一次出现“翻车”事故。前有一相声演员在有车有房的情况下,以“贫困户”身份发起捐款;后有一年轻女子一边“替父筹款”,一边在微博高调炫富。令人遗憾的是,相关互联网众筹平台往往把错误归结于“违规操作”与“审核不严”。

虽然公益慈善筹款行业已发布《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但这只是第一步。筹款伦理要实现获得行业共识,既要靠倡导,更要靠自律。在回答如何有效推动行业自律和开展行业监督方面,也许对中国的公益慈善启发最大的,是英国在成立自律机构之前发布的一份可行性报告。该报告名为《为未来规范筹款》,梳理了国际公益慈善行业的自律与监督模式,提出了“三道防线”理念:

净化大病众筹环境

张凌霄分析称,互联网众筹平台在出事之后,几乎都仅仅以道歉、退款了事,“除了道德上的谴责,更应该严肃追究法律责任,只有不断抬高违规违法的成本,才能有效遏制诈捐、骗捐行为发生”。

第一道防线:理事会是慈善机构筹款活动的第一道责任保障线,他们有责任确保筹款活动必须符合法律要求和较高道德标准。

近年来,互联网众筹平台不止一次出现“翻车”事故。前有一相声演员在有车有房的情况下,以“贫困户”身份发起捐款;后有一年轻女子一边“替父筹款”,一边在微博高调炫富。令人遗憾的是,相关互联网众筹平台往往把错误归结于“违规操作”与“审核不严”。

北京朝阳法院向民政部、水滴筹公司发送司法建议称,推进相关立法、加强行业自律,建立网络筹集资金分账管理及公示制度、第三方托管监督制度、医疗机构资金双向流转机制等,切实加强爱心筹款的资金监督管理和使用。在张凌霄看来,对于大病救助,只有从道德、制度、法制上多管齐下,加强行业自律、完善法律法规和政府监管,才能维护纯净的网络个人大病筹款行业环境,捍卫整个社会的善心善行。

第二道防线:如发生不当筹款行为时,专业筹款自律与监督机构进行干预,以确保公众利益得到保护。

张凌霄分析称,互联网众筹平台在出事之后,几乎都仅仅以道歉、退款了事,“除了道德上的谴责,更应该严肃追究法律责任,只有不断抬高违规违法的成本,才能有效遏制诈捐、骗捐行为发生”。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在今年5月某相声演员众筹事件引发公众关于互联网众筹平台规范的质疑和讨论后,民政部曾回应称,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不在民政部法定监管职责范围内,但由于影响到慈善领域秩序规范,下一步民政部将引导平台修订自律公约,针对群众关切持续完善自律机制。

第三道防线:如果第二道防线的行业自律与监督机构在面对某些问题的时候对其职权范围有所担忧,法定监管机构应充当监管的“后盾”。

北京朝阳法院向民政部、水滴筹公司发送司法建议称,推进相关立法、加强行业自律,建立网络筹集资金分账管理及公示制度、第三方托管监督制度、医疗机构资金双向流转机制等,切实加强爱心筹款的资金监督管理和使用。在张凌霄看来,对于大病救助,只有从道德、制度、法制上多管齐下,加强行业自律、完善法律法规和政府监管,才能维护纯净的网络个人大病筹款行业环境,捍卫整个社会的善心善行。

今年7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民政部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社会救助法列为本年度重要立法事项,该法律草案送审稿拟报送国务院。这昭示着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工作历经20多年的艰辛探索,又取得了新进展。这意味着宪法规定的“公民在遭遇困难时有获得国家和社会物质帮助”的权益有望制度化。同时这部法律也可能会强调救助对象的义务及处罚措施。

这三道防线理念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但是如何通过行业共建方式,集体探索、推动形成适合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合理的、有效的筹款自律体系和民间第三方专业机构监督机制,还需要所有认可自律价值的同仁们勠力同心、上下求索。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在今年5月某相声演员众筹事件引发公众关于互联网众筹平台规范的质疑和讨论后,民政部曾回应称,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不在民政部法定监管职责范围内,但由于影响到慈善领域秩序规范,下一步民政部将引导平台修订自律公约,针对群众关切持续完善自律机制。

在法律层面也有实践。11月6日,全国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纠纷案在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宣判,网络筹款发起人莫某被判返还“水滴筹”全部捐赠15万余元及利息。这些钱将由平台返还给6086位捐赠人。这起“全国首例”的判决给出确切的答案:网络平台有严格审核的义务,但审核的瑕疵不能成为筹款人隐瞒真实情况、挪用众筹资金的理由。

值得庆幸的是,上海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在支持行业发展方面主动迈出了一步,与方德瑞信正式发布战略合作,将联合发起“无国界筹款人备战营”,支持国内的优秀公益慈善筹款人立足本土,放眼全球,通过深度学习国际注册筹款人认证体系,反哺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人的专业化成长。

今年7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民政部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社会救助法列为本年度重要立法事项,该法律草案送审稿拟报送国务院。这昭示着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工作历经20多年的艰辛探索,又取得了新进展。这意味着宪法规定的“公民在遭遇困难时有获得国家和社会物质帮助”的权益有望制度化。同时这部法律也可能会强调救助对象的义务及处罚措施。

从行业层面而言,2018年10月,水滴筹、爱心筹、轻松筹3家平台联合签署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及自律公约》,健全事前审查、提款公示、在线举报等功能,建立求助人“黑名单”,旨在强化信用约束,提升公开透明度,欢迎社会监督。

中国的公益慈善筹款专业化任重道远,但只要坚守初心,相信未来可期。

在法律层面也有实践。11月6日,全国首例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纠纷案在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宣判,网络筹款发起人莫某被判返还“水滴筹”全部捐赠15万余元及利息。这些钱将由平台返还给6086位捐赠人。这起“全国首例”的判决给出确切的答案:网络平台有严格审核的义务,但审核的瑕疵不能成为筹款人隐瞒真实情况、挪用众筹资金的理由。

有媒体透露,《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倡议书自律公约》2.0版本将于近期发布,如倡导与公募慈善组织对接,加强求助信息前置审核,明确求助对象服务范围,构建全流程风险管理制度,搭建求助信息公示系统,建立多方联动共商机制,抵制造谣炒作等恶意行为,建立失信筹款人黑名单,推动行业自律共建共治。

从行业层面而言,2018年10月,水滴筹、爱心筹、轻松筹3家平台联合签署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及自律公约》,健全事前审查、提款公示、在线举报等功能,建立求助人“黑名单”,旨在强化信用约束,提升公开透明度,欢迎社会监督。

建立健全审核机制

有媒体透露,《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倡议书自律公约》2.0版本将于近期发布,如倡导与公募慈善组织对接,加强求助信息前置审核,明确求助对象服务范围,构建全流程风险管理制度,搭建求助信息公示系统,建立多方联动共商机制,抵制造谣炒作等恶意行为,建立失信筹款人黑名单,推动行业自律共建共治。

增强公众参与能力

建立健全审核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水滴筹等互联网众筹平台本身连基础的审核都存在问题。比如,某相声演员众筹事件中,水滴筹的说法是“没有资格去审核发起人的车产和房产”。

增强公众参与能力

北京新民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王虎曾称,当下互联网捐助游离在慈善法之外,资金去向等不受监管。“对于水滴筹这样的互联网募捐平台,无论是监督还是推广机制,都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水滴筹等互联网众筹平台本身连基础的审核都存在问题。比如,某相声演员众筹事件中,水滴筹的说法是“没有资格去审核发起人的车产和房产”。

然而,捐赠人捐的是真金白银,水滴筹作为中枢平台,健全审核机制,保障捐赠人权益也是应有之义。11月6日,朝阳法院建议水滴筹等网络平台,加大资源投入,健全审核机制,履行审查监督义务,保障捐赠人权益。

北京新民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王虎曾称,当下互联网捐助游离在慈善法之外,资金去向等不受监管。“对于水滴筹这样的互联网募捐平台,无论是监督还是推广机制,都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

此前,水滴筹曾回应,在经历一系列危机事件之后,水滴筹规范了审核流程,并上线客服团队,包括在全国400至500个城市投入大量人力,帮助平台审核患者真实性。

然而,捐赠人捐的是真金白银,水滴筹作为中枢平台,健全审核机制,保障捐赠人权益也是应有之义。11月6日,朝阳法院建议水滴筹等网络平台,加大资源投入,健全审核机制,履行审查监督义务,保障捐赠人权益。

而公众的疑问是,水滴筹即便对患者审核再健全、风控机制不断升级,仍然面临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累计筹款超过200多亿元、平均每月约4.7亿元爱心捐款涌入的商业平台,是否也应该受到监管和约束?

此前,水滴筹曾回应,在经历一系列危机事件之后,水滴筹规范了审核流程,并上线客服团队,包括在全国400至500个城市投入大量人力,帮助平台审核患者真实性。

该不该受到监管?谁来监管?怎么监管?这可能需要相关部门给出答案。

而公众的疑问是,水滴筹即便对患者审核再健全、风控机制不断升级,仍然面临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累计筹款超过200多亿元、平均每月约4.7亿元爱心捐款涌入的商业平台,是否也应该受到监管和约束?

“按照过去的思维,政府要加强监管,然后防微杜渐。但另外还有一种机制,就是要增强公众的参与能力和辨别能力。参与能力就是参与监督的能力。”陶传进以此次水滴筹“扫楼”事件为例说,“在这一事件上,公众发现问题后不就参与监督了吗?公众有能力增强辨别能力,搞清楚互联网众筹平台的捐款机制是什么,此类平台是好机构还是坏机构。公众的辨别能力、选择能力增强,会促使相应的互联网众筹平台加强自身监管。”

该不该受到监管?谁来监管?怎么监管?这可能需要相关部门给出答案。

陶泽认为,更重要的是平台风控。互联网众筹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产品,公众使用这种产品获得服务。如何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更好地践行平台的初心,需要平台实施相应举措来追踪善款流向。这样才能真正可持续地兑现和实现平台成立时的愿景,“现在在法律和政府层面,慈善法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条款都已经较完善了。由于个人救助并不纳入慈善法的约束范围之内,所以市场主体应该更好地履行自身的责任”。

“按照过去的思维,政府要加强监管,然后防微杜渐。但另外还有一种机制,就是要增强公众的参与能力和辨别能力。参与能力就是参与监督的能力。”陶传进以此次水滴筹“扫楼”事件为例说,“在这一事件上,公众发现问题后不就参与监督了吗?公众有能力增强辨别能力,搞清楚互联网众筹平台的捐款机制是什么,此类平台是好机构还是坏机构。公众的辨别能力、选择能力增强,会促使相应的互联网众筹平台加强自身监管。”

如何让互联网筹款的资源被更公正地分配,使一些“隐性”公益议题也获得所需的资源,从而推动整个公益行业的健康发展?

陶泽认为,更重要的是平台风控。互联网众筹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产品,公众使用这种产品获得服务。如何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更好地践行平台的初心,需要平台实施相应举措来追踪善款流向。这样才能真正可持续地兑现和实现平台成立时的愿景,“现在在法律和政府层面,慈善法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条款都已经较完善了。由于个人救助并不纳入慈善法的约束范围之内,所以市场主体应该更好地履行自身的责任”。

陶泽对此分析称,在公益实践当中,有的涉及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这些公益议题往往并不是互联网众筹平台所擅长的。应该多鼓励有责任感的企业、捐赠人和基金会在这些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

如何让互联网筹款的资源被更公正地分配,使一些“隐性”公益议题也获得所需的资源,从而推动整个公益行业的健康发展?

陶泽对此分析称,在公益实践当中,有的涉及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这些公益议题往往并不是互联网众筹平台所擅长的。应该多鼓励有责任感的企业、捐赠人和基金会在这些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

制图/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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